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座落台北巿文山區的「興隆公宅」，是政府回應民間居住正義的社會住宅樣板，但少為人知的是，這個只租不賣的公共住宅（公宅），半世紀前曾是政府專門提供貧民居住的「安康社區」──多年來為周遭居民卻步的貧民窟。在住宅政策的轉捩點，《報導者》走進這片全台最大的低收入戶集中區，揭開掩蓋在汙名與標籤底下的歷史軌跡與住民面貌，記錄下城市發展的過程中，即將被遺忘的一頁。

1968年，越南西貢

大年初二子夜一過，外頭傳來劈里啪啦的聲響，劉鳳鈴感到疑惑，誰家的鞭炮放得這麼早？直到天亮，看見馬路上佈滿屍體與砲彈痕跡，她明白越共來了，與美軍及南越士兵激烈地交火，火箭砲掉落他們位在第六郡的自由新村（註），隔鄰巷子阿嬤血肉模糊的頭飛到家門前。

註：二戰後台灣政府曾在西貢華人區堤岸（Cholon）資助興建數個難民聚落，收容反共的南撤華僑，名為「自由村」、「決勝村」、「富壽村」等，並設有「自由學校」提供免費中文教育。

「那一年戰得最厲害，我大概22歲，記得很清楚。」身懷第二胎的劉鳳鈴背著老大，手牽么弟，在槍林彈雨中奔跑，流彈打入左臂，在內側留下一道橢圓形的小疤，除此之外她還少一截指節，那是年輕時在越南工廠做工不慎被機器碾斷的。

「還好沒有穿進身體，不然就一屍兩命，那時候沒有麻醉，醫師割了6刀拿出來，給我看子彈。」么弟沒有這麼幸運，中彈身亡，「弟弟到現在都找不到，一卡車全是屍體，丟到哪裡都不知道。我經過兩次大難（國共內戰、越戰）不死，有福回到台灣。」

距今整整50年的「新春攻勢」，鮮明的畫面歷歷如昨，如同其他的戰爭記憶，橫貫在這間14坪的屋子裡：隨父母離開國共內戰中被燒毀的家園，從雲南南下到越南，途經寮國叢林汲取大象足跡裡的泥巴水止渴；南北越統一後，大規模處決「反動份子」，家產全數充公，按月配給米糧布料的克難生活，省吃省用過年才能買一小片豬肉拿來祭拜。

現在劉鳳鈴偶爾仍會自己手磨胡椒加鹽拌飯吃，那是在越南大半生貧窮歲月習慣的味道。

除了記憶，貧窮還是現在式。

歷史的偶然中，難民與貧民空間交會

「我們每兩年會做一次『低收總清查』，社工遍訪回來才發現，安康社區有六分之一家庭是越南華僑，過去沒有注意到有這麼高比例的居民組成族群，」台北市社會局安康平宅辦公室社工督導陳怡君說，「大部分僅小學學歷，就業條件限制較多，男性主要從事臨時工，女性則是餐飲服務等勞動工作，收入來源不穩定，難以脫貧。但由於多是親戚一個拉一個過來，他們的凝聚力強，重視家庭生活，與因婚嫁關係來台、家庭支持系統薄弱的新住民很不一樣。」

小小空間從內到外收拾得乾淨整潔，客廳供奉10年前跟著劉鳳鈴從越南飄洋過海而來的觀音、財神爺和土地公，兩個房間最多曾經住了5人，「一個死了，一個跑了，」她淡然地笑著說。先生幾年前病逝，在電子工廠工作的媳婦外遇離家，剩她及兒孫，剛申請上東華大學的孫子是她現在最大的安慰，「這麼多社工、愛心團體照顧我們低收，你看這房子雖然很小，但是很溫暖啊！我都叫孫子努力讀書，有一天回報社會。」

因為歷史的偶然，戰後台灣首次、也是唯一一次大規模的接收難民，與空前絕後的貧民住宅計畫，在台北市文山區的地理空間產生交會。

1975年，南北越統一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，持續數十年的戰爭泥沼正式終結，然而大批恐懼共產政權的南越人想辦法搭上最後一班飛機出逃，或以黃金換取船位，淪為漂流海上的船民，台灣雖非聯合國成員，仍接納上千名來自「赤化」地區的越棉寮難民。同一年，為解決台北市貧民居住問題，政府將木柵馬明潭的大片公墓遷移，興建1,020戶「安康社區」，是全國規模最大的「平價住宅」，當時來台的許多越南難僑被安置於此。即便難民潮已成歷史，數十年來陸續有如劉鳳鈴一般的越南華人，透過家族或人脈關係申請來台，在木柵留下40多年的生活痕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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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劉鳳鈴台北的家，是她有生以來最安穩的避風港；長久以來，卻是當地另一些人眼中充滿社會問題的淵藪。

「以前真的覺得這裡好亂，家暴、性侵、賭博、吸毒、酗酒、精神疾病，許多複合性問題交織在一起，」 台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社工吳侑熹說，由於平宅辦公室編制內社工只有7人，平日處理上百戶居民的生活瑣事已應接不暇，因此社會局將最棘手的高風險家庭關懷工作委託愛鄰協會，他們去（2017）年才結束委託，仍在社區旁的教會有據點，曾是陪伴居民最久的民間團體。

「10年前剛來時，旁邊的木柵公園入夜一片漆黑，很多性侵、性交易、吸毒都在公園死角，被警告一個人千萬不能進去，時常會有通緝犯、遊民或青少年潛入社區的空屋。近年公部門單位投入很多改善，從司法安置、環境硬體到公園改建，整體氛圍有滿大改變，甚至使木柵公園變成台北市最熱門的賞螢景點，」吳侑熹提到10年間安康社區的改變。

安康青少年的成長儀式

公園改建之後，小潔（化名）就很少回來了，儘管3年前才和「下社」朋友聚集木柵公園，與「上社」火拼──這是兩個安康社區青少年的主要幫派，以興隆路為界，剛好劃分出各自的勢力範圍。在熟悉的制高點上，她看到下面三叉路被全面包圍，六張犁的人也被叫來助陣，有人連開三槍，一顆流彈打破旁邊住戶窗戶。

以前玩在一起的朋友多搬離社區，從小長大的家也被清空，連同一整排巷子裡的老舊平宅，都即將在今年拆除，成為興隆公共住宅第二期的基地。那些在籃球場打球、烤肉、騎腳踏車，過年拿鞭炮亂炸住戶，隨時相約後面公園、空屋、樓梯間拉K或吸安⋯⋯那佔據她18歲人生大半的時光，都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情。

「隨時想要就有，走在路上或在家就可以聞得到。以前沒很貴，政府執行『青春專案』以前，K半克才500，現在一克2,000，比安還貴。一起玩的哥哥有時候剛好有，就發一大包給你，」小潔談起毒品在安康社區普遍的程度，幾乎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「警察基本上都認識，會有人看，收拾掉就沒事，不要警察到的時候還在用。」她最高紀錄曾經整整一個星期靠著安非他命，不睡覺、也不吃飯，只執著一件事：玩手機遊戲Candy Crush。

小潔的用藥史，幾乎是安康社區眾多青少年的縮影：一種成長儀式，隨手可得的慰藉。玩藥，是生活中少數開心沒煩惱的片刻，忘記所有嚴酷現實。

從阿嬤開始，三代住平宅，年紀最小的她時常成為大人心情不好時的出氣筒，「舅舅會直接把我脖子吊起來狂揍，要你死的那種；我媽就是椅子拿起來砸，我不會說我有爸爸，因為我們每次見面就是打架，有一次過年他酒後失控，把我壓在地上抓著脖子幾乎沒有辦法呼吸。」

除了被從家裡打出來，被鄰居朋友看見，小潔在外從不顯露自己的另一面，甚至在小學裡就建立起令人聞風喪膽的名號，因為從有記憶開始，她就知道要保護因精神問題時常被欺負的哥哥，「那時剛好學跆拳道，有幾個小朋友被我打，『你這樣玩我哥，我就這樣玩你』，漸漸被說是『大姐頭』，我不覺得是，我只是想保護一個人。」

以前接觸的社工，大多開門見山直接問家裡的狀況，她對這種「介入」方式非常反感，向來拒於門外。直到3年多前，偶然陪朋友走進鄰近由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成立的活動小站，吸毒吸到「鏘」的她坐在一旁抖腳，「怎麼了，餓了嗎？要吃飯嗎？」簡單幾句話，卻是從來沒有聽過的關心。在不帶說教的陪伴以及「過來人」的經驗分享中，小潔與輔導人員建立起深厚的信任關係，漸漸把毒癮戒了。

「我們曾邀請文山區住戶，想打破一般人對安康社區的概念，但其他家長會覺得這裡都是中輟或藥癮的不乖小孩，擔心受影響，比較難吸引其他人，」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社工督導王櫻芳說，該單位長期幫助藥癮更生人，他們發現在監所接觸的「同學」很多都來自這裡，因此決定於2014年將總辦公室設立在安康社區旁。 更多內容請看報導者